年轻的王子问：“米斯特拉的专制公，君士坦丁·帕列奥列格，或许现在应该称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？我看过很多罗马伟人的传记，他们的功绩无与伦比，如伟大的恺撒，神圣的奥古斯都，与神同行的君士坦丁大帝，还有别的几位。他们行走在大地上，书册里，让后人歌颂他们的永恒之名。你，与大帝同名的罗马皇帝，曾在摩里亚一败涂地，你有前人的伟业之志吗？”

年长的皇帝答：“如果将前人的伟大视作人生的标杆，狂热的意志会左右你的理智。任何冲动的、不计后果的行为，都与初衷背道而驰。我作为皇帝，倘若能让我的国家重现往日的辉煌，我将由衷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延续它的生命，也绝不会怨恨，甚至对此感到满足。”

他们并肩站在一扇窗户前。外面正在下雨，雨水扑在玻璃上，像是玻璃在流泪。流泪的玻璃映出他们的脸，蜿蜒着水迹，只是模糊的两团。这让君士坦丁想起一个月前，奥斯曼使者带着穆拉德的信来到摩里亚，那里也在下雨。摩里亚的冬季总是下雨，空气潮得厉害，身体好像泡在水里，骨头缓缓地生着锈。但是埃迪尔内的雨要比摩里亚的雨阴冷，像千万条蛇，贴着裸露的肌肤游走，留下一道道黏腻的水痕。君士坦丁根据穆拉德的意思，在匆匆忙忙的加冕仪式之后来到埃迪尔内，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阴冷的雨天。即便负责接洽的宫廷侍卫等候在城门处，引着他搭乘马车，君士坦丁仍是不可避免地被淋湿了。水渍攀在他的左肩，将帕鲁达门托姆的紫色浸染得更深，更鲜活。仿佛他的肩膀被埃迪尔内的雨剖开一道伤口，紫色的血液从里面汩汩流出。

苏丹与皇帝的会面只有短暂的一会。年事已高的穆拉德对政治往来愈发厌倦，他让自己年轻的儿子招待皇帝，领着皇帝四处转转。苏丹唯一的继承人近日从马尼萨回到埃迪尔内，不日又将离开。他站在穆拉德的身旁，披着黑色的貂皮披风，腰间佩着一柄弯刀，年轻的面庞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，像一柄亟待出鞘的利剑。君士坦丁的灵魂抗拒这种无意义的参观，但是他的肉体不受灵魂的影响，点头说我的荣幸。他才加冕没多久，还没回到君士坦丁堡，因为一件小事而拒绝这位支持他成为罗马皇帝的苏丹，显然不是理智的行为。他跟在穆罕默德的身后，两个人穿行在皇宫不同的房间和长廊。外面正在下雨，他们无处可去，只能在内部随便走走。偶尔驻足，看着长廊两侧墙壁上的装饰品。它们多是历代苏丹的战利品，宣告着胜利和荣耀，君士坦丁在其中看到了属于罗马的徽章：金色的双头鹰被钉在洁白的墙壁上，烛火照过翅膀，雄鹰流淌着垂死的、宛如血迹般的影子。

君士坦丁长久地看着徽章，穆罕默德遵循客人的意思，也停了下来。徽章对面恰好是一扇窗户，埃迪尔内的雨被框进这方空间里，像海水涨潮，淹没了整扇玻璃。始终沉默的王子终于开了尊口，询问罗马皇帝这样一个问题：你的前人很伟大，你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吗？

如果我再年轻二十岁，君士坦丁想。二十四岁，他少有几次从帕特雷返回君士坦丁堡，看着兄长约翰在布拉赫奈宫日夜叹气。银烛台烧尽了一支又一支的蜡烛，烛花堆满了托起蜡烛的银盘。他给兄长换蜡烛，约翰牵起他的手，紧紧地握住。皇帝似乎想说什么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君士坦丁，但他只是拾起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：这种事吩咐侍女做吧，不必你动手。罗马帝国是一座沉重的山，压在约翰的肩膀上，而彼时的君士坦丁还在和马拉特斯塔主教僵持，能为兄长做的实在有限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他能更早一步确定自己在摩里亚的地位，经营当地的势力，或许在科林斯地峡之战，赫克萨米利翁之墙不会崩溃得如此轻易。米斯特拉不必成为奥斯曼的附庸，摩里亚可以成为第二个尼西亚，反哺君士坦丁堡。君士坦丁就能理所当然地回答：我有，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。

但是时间并不会倒退，四十四岁的君士坦丁再也不能回到二十四岁，摩里亚也失去了重来的机会。他未必不希望罗马可以重现往日的辉煌，因为没有一个罗马人不希望罗马可以回到昔日恺撒和奥古斯都，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大帝治下的伟大时代：在浴宫里哈哈大笑，在竞技场高声欢呼。但是狂热的意志孕育狂热的梦，而人会死于这样的狂热。取得伟大之前，首先要活下去。人是这样，国家也是这样。辉煌固然重要，可如果没有享用辉煌的生命呢？于是君士坦丁理智地作答。这个答案在穆罕默德听来简直怯弱！他十二岁，第一次成为苏丹，认为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，他要打败他们，战胜他们。当穆罕默德学习波斯语，看到法提赫这个词，征服者，他认为世界是会被他征服的世界，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他的脚下。即便他的野心被匈牙利国王逼得节节败退，需要隐退的穆拉德重新出山，但这样一个狂热的征服梦始终沉睡在他的心里。千年之前的亚历山大的灵魂在十二岁孩童的躯体里重生，希腊人向着东方而来，穆罕默德要向着西方而去，走向先知的预言，采撷一颗红苹果，成为两洲、两海的主人。

穆罕默德说，我以为你会更有志向。十七岁的王子比之渴望征服君士坦丁堡、与各位维齐尔闹僵的十四岁，要沉淀了很多。他没有刻薄君士坦丁，只是说，我以为你会更有志向。不为那个只剩一座城市、几个省份，尚在苟延残喘的帝国续命，而是破而后立，就像帖木儿之后的奥斯曼，从废墟里站起来，再度握紧弯刀。虽然王子知道罗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，这个国家完全仰仗奥斯曼的鼻息而活，因为他的父亲穆拉德的仁慈才能存续。但是志向会撑着人往上走，既然已经跌到了谷底，无处可去，即便往上走的结局是再度摔落，或许会摔死，也好过在阴暗与血的谷底等死，等待末日的来临。

君士坦丁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终于从那枚金色的徽章上挪开，看向这扇哭泣的玻璃。玻璃映着他和穆罕默德的脸，模糊的两团倒影看不清眉眼，看不出年龄。仿佛站在此处的并非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奥斯曼帝国的王子，也不是四十四岁的男人与十七岁的青年，只是两个剥离身份，最为简单的人，看着雨水漫过玻璃，从窗缝里渗出细细的几点。君士坦丁觉得左肩喝饱雨水的帕鲁达门托姆变得沉重，死死地压在肩膀上。就像很多年前布拉赫奈宫的深夜，约翰被看不见的重担压得弯下腰，伏在桌子前，写了一封又一封寄向欧洲的信。

蜡烛一直烧，一直落泪，淹没了银烛台，而摩里亚的雨一直下，埃迪尔内没有太阳。